近两年以来，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变化，无论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金融产业，都面临一个大背景的转变，这种转变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二是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新机遇与挑战；三是“互联网+”、“文化+”这一大趋势的推动下，文化产业的产业融合能力在迅速提升。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中国文化金融及其产业的发展战略地位与作用，尤为引人关注。
关于中国文化金融产业发展的基本状况，我们可以用这几个个方面来概括总结：
1，文化金融产业的社会需求巨大，但有效路径及其选择能力有限。
我们讲，文化金融产业巨大的社会需求主要源自三个大的方面：一是消费结构快速转型。2013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8700美元，2020年，据估算，会达到1.27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随着人均GDP的快速提升，消费结构的转型速度会超出我们的当下的预计，而其中，文化消费的增长最为迅速。据统计，2012年，我国居民文化娱乐服务支出762元，占居民支出16674元的4.5%，可见成长空间巨大；二是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融合能力不断提升，现代文化产业经济规模的快速拓展，为文化金融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三是政策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国家关于推动文化消费、不动产登记、财产税、遗产税等的推出或计划推出，也不断拉动文化金融的社会需求。而与这些巨大的社会需求相对应，我们还缺少释放或消化这些需求的产品或路径，并且创新手段与能力不多、不强。
2，文化金融产业业态不断展开，但深化进展不快，产业规模不足。
近几年，文化金融产业的业态虽然生发较快，但大多由于相应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新产业业态的规模普遍偏小，发展的后劲不足。首先是与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态势不吻合。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26%，美国、日本、韩国等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在10%左右。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21351亿元，与GDP的比值为3.63%。支柱性产业的标准是5%以上，文化产业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若干年一定是快速发展的行业之一，而文化金融及其产业发展的格局，目前还不能跟随这一发展步伐。 其次，与近百万亿这一庞大的信贷资产规模，甚至是理财产品15~16万亿元的规模相比，文化金融及其产业的发展规模都与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不相称。
3，文化金融产业研究与前沿实践由下而上在努力推进，但缺少落地的体制与政策创新支撑，探索滞后。
当前沿研究与前沿实践的推动达到一定的水平时，体制与政策创新就成为关键。如果没有体制与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创新，文化金融产业探索就难以形成大的气候，也就很难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难以完成大格局的转变。
4，文化金融及其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严重，文化金融产业发展的路径偏差明显。
这种路径依赖一方面虽然很多是源于金融体系的服务惯性问题，但另一方面，更是有对新路径风险识别方面的能力不足等原因所造成的。当下，文化金融还大多延续传统的金融支持企业发展的路子，没有在文化资源资产化、金融化等核心的领域进行创新与突破。所谓穿新鞋走老路，路径依赖严重。
5，文化金融产业发展的文化财政及其政策发展较快，但文化财政的政策与效能需要提高。
这在很多时候是由于人们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认识决定的。发展文化产业从一开始强调政府投入，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再到探索“市场+互联网”融合机制，可以说文化产业政策也在转型中。其中，文化财政与文化金融政策是关注点。无论是文化财政还是相应的文化金融政策，最为核心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国家意志的取向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向不断调适与吻合的过程，并且市场机制是相应财政与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这既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战略方向问题。在文化财政资金运用与政策的制定实施的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既是财政资源的拥有者、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又是财政资金使用、政策效果评价者，多重身份的叠加使得资金使用、政策的规划和考核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当务之急是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投资意愿，实现文化资本需求与整个社会投融资能力和意愿的对接，培育新的机制，进一步提升文化财政与政策的效能。
二、中国文化金融产业发展的模式分析
事实上，在我国文化金融及其产业发展的现有局面下，要进行相应的模式分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可以发现有可能演变发展成为模式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在我国文化金融及其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很多困难与问题，但文化金融的创新在强大需求的牵引下，基于市场底层的创新实践与前沿理论创新，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如果我们一定要进行归纳与梳理模式的话，我们认为，以下5个最具创新意义与探索性的经典案例值得我们去关注：
1，潍坊银行艺术金融综合服务产业链模式
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以艺术品资产化、金融化为抓手进行机制创新，并使利用艺术品资产直接融资常态化，并以此为基础，并不断拓展艺术金融服务产业链条，从质押融资、集中保管、艺术家推介、培训、策划展览及市场资讯服务，包括估值、指数、咨询等，逐步建构起了艺术金融综合服务产业链。
2，南京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服务集成模式
这一模式最突出的就是依托南京市文化集团建立的南京市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是专门为全市中小文化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的服务平台，整合文交所、文化小贷公司、文创基金、文化银行、保险、担保、信托等金融机构，构成一条全手段的文化产业金融服务链，并将根据企业发展规模、阶段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3，陕文投文化金融产业生态链建构模式
这一模式最突出的就是根据文化金融产业发展的需求，建构了文交所平台、文化金融服务中心、艺术品交易中心、美术馆、P2P平台及小贷等金融公司，基本搭建起了以要素市场为主线，以不同文化金融服务产品与手段为体系的服务文化金融产业链条的金融服务集群。在此基础上，面对“互联网+”与“文化+”的发展需要，通过互联网文化金融的模式与思路，以互联网文化金融为抓手，以建构综合服务平台+互联网机制为突破口，构建基于文化金融产业综合服务平台的文化金融产业生态链的架构。
4，民生银行产业链金融模式
这一模式最突出的就是利用事业部制垂直整合行业链条，针对具体的文化产业业态进行文化金融服务。如为珠宝行业上游原材料供应商、核心加工企业以及经销商提供的满足其采购、销售等环节需求的交易结算、融资、投资理财、财务顾问等“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这一模式的优势是针对不同文化产业业态，专业化地提供贯彻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综合金融服务，服务涵盖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交易环节，从而帮助提高了这一行业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把握市场先机，实现价值增长。无论服务对象属于产业链/供应链上核心生产商、交易平台、上游供应商、下游经销商及终端客户，专业化的服务都能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网络化的文化金融服务。
5，南方文交所业务集成模式
这一模式最突出的就是充分发挥文交所平台的公信力及增信功能，尽可能地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并以此为基础，根据专业市场的特质，建构不同细分市场的交易中心，将平台优势与中心的营销优势结合起来，并通过业务集中，实现交易规模的拓展与交易风险的控制。
当然，我们提出并分析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并不是说他们的探索已经很完善或者是没有缺失，而是指出，他们的实践代表了我国文化金融及其产业化发展的一些趋势。
三、我国文化金融产业发展的前沿问题
在以往的文化金融及其产业的系统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下面我们对我国文化金融及其产业发展的前沿问题进行了一些梳理概括，并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与评判。
1，文化金融创新的主线问题
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文化金融创新的主线意识，而主线就是如何有效地实现文化资源的资产化、金融化、证券化（大众化）。目前，我国文化金融的创新有一个大的趋向须重视：那就是用过多的外围式创新来掩盖出现的主线，更有甚者，过多的表面化的创新举措淡化了推进艺术金融实质性深化的举措。我国文化金融及其产业的发展必须回归到主线上来，必须重视文化金融及其产业发展的基础建设，重视实质性的深化工作。
2，文化金融产业生态圈的建构问题
随着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与信息处理技术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及移动终端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围绕客户个性化需求和体验来创新设计文化金融产品，进一步提升互联化的手段与环境已经成为趋势。因此，文化金融产业如何利用社会资源与公共资源进行行业的重构，从用户的角度重新产品设计与功能，积累流量与客户，整合服务项目，逐步形成产业平台与生态是重点问题。在文化金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抓住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契机，重视向移动端迁移的产业发展方向，重视集成化、工具化、场景化、社会化的产品创新方向，在连通融合包括支付、征信、结算、评级、清算等产品过程与小贷、担保、资产管理等管理端体系的同时，打通包括P2P、第三方理财、中小银行等通道或链条，从而构建新的文化金融产业生态。这是文化金融这一新业态在新时期的发展要求。
3，文化金融产业支撑体制与体系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文化金融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同时暴露出突出的矛盾，那就是文化金融及其产业的发展还不能很好地适应于满足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宏观管理领域，缺乏战略规划与综合协调，认知新业态、提升服务能力的意识不强，职能交叉、管理简单的问题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强化准确把握文化金融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认识入手，加强部门协调，推动文化金融产业主体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融合发展，引导文化金融产业要素资源优化配置与聚集，把建立健全产业支撑配套机制当成文化金融产业发展的基础工作来抓，特别是资源的估值及运转平台、要素市场等的建设等，这些都急迫地需要我们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来不断建构文化金融产业的支撑体系与管理体制。
4，文化金融产业机制与政策问题
从当下我国文化金融产业发展的态势来看，目前最为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文化金融的对接或是融合机制还未建构完成；另一个是由于无法形成基于机制机理的明晰的认识，政策的目标往往模糊不清晰，效能不强，难以落地。为此，从机制层面，需要点研究探索，以文化资源资产化、金融化为重点的平台化机制建构，即形成以平台化机制建构为基础，推动文化资源资产化进程的机制；从政策层面，就是要以提升政策的针对性、目标性来增强政策的效能。在文化金融产业体系中，作为产业主体的企业是政策的重要落脚点，但在当下文化金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既面临优势企业、龙头文化项目缺位，更要以国家文化产业改革的政策方针为指导，所以，综合考虑现代文化金融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重新细化组合国家鼓励类文化企业，有针对性地提供商业性融资政策或政策性融资政策支持。注重政府与市场的联动，将政府投资杠杆与文化产业投资风险补偿相结合，综合利用政策性与金融性双重支持，助推新兴文化产业快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当然，这些工作无不需要前沿理论与前沿实践的验证与推动。
5，文化金融产业前沿理论与实践的总结提升问题
文化金融及其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新兴的业态，尤其是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难度就更大。最主要的原因无非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产业体系及其支撑体系的发育发展还不完善；另一个是我们的要素市场与资本市场发育比较初级。在这双重的困境下，决定了我国文化金融的发展必然要走自己特色的路子，这就需要更多的创新，更为复杂的探索，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学习借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我们认为要强化独立的前沿理论研究与前沿实践的探索，以及在这种研究与探索过程中的总结提升，并将其上升为一般理论、模式与政策，以服务更为广泛、更为复杂的产业发展。
